2019年10月26日，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办，活动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独家冠名，绿庭投资、新犁资本、丰实金融、金浦投资赞助，第一财经研究院、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协办。

本次小编将为大家带来论坛活动之头脑风暴会议的精彩报道。绿庭投资荣誉董事长俞乃奋女士应邀参加本次活动，与多位金融证券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投资人及企业领袖汇聚一堂，围绕“贸易摩擦与大国博弈”“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科创板与创新发展”等话题带来了精彩讨论。

——头脑风暴第一场——

贸易摩擦与大国博弈

下午第一场头脑风暴圆桌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贸易摩擦与大国博弈”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在场嘉宾包括：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泰，博海资本投资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孙明春担任本场头脑风暴的圆桌主持人。

1、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结果如何

孙明春首先引出话题：去年的论坛上我们已经讨论过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摩擦了，一年过去，情况有非常大的变化，在座各位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认识，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复杂度、未来的挑战，肯定比一年前更清楚了。而特朗普总统说会有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下个月APEC开会，很可能要签署这个协议。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下个月就要揭谜底了。所以第一个问题，请在座各位给大家预测一下，第一阶段的协议具体会有什么结果？

丁爽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总体很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容易执行的部分，比如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把10月15日的关税暂免了，这是最起码的内容，大家的预期是暂时的双方休战。因为双方各有需要。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本来就要购买农产品，大豆的消费90%依赖于进口。如果不从美国进口，其他国家也提供不了那么多，说白了很可能最后发生的情况是美国把玉米运到阿根廷，阿根廷运到中国，这实际上就是增加成本；还有猪肉，中国需要增加供给。如果回到7月底的状态，双方这一轮就不亏不赢。但目前的阶段中国相对来说亏一点，9月1日的关税已经加征了，而12月15日是否加征关税没有明确，所以要看12月15日的关税最后会不会取消。同时，为了取消这一点，中国会不会付出更多？这是值得观察的。如果12月15日取消加征关税，可能会使市场有所反应；如果能把9月1日加征的关税再取消，那就是很大的利好。

沈建光指出，12月15日关税取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加征的1600亿关税主要针对三类商品：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东西占从全世界进口的90%，如果一旦加关税，或者不从中国买，短期内根本找不到替代商。第一次开始加25%关税的时候，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品，但到了后来再针对3000亿加税，他们主动往后拖，且已经允许美国进口商对9月份的商品申请豁免。从美国方面来看，对于贸易战的伤害是越来越难以承受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往下走，美国的制造业领先指标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内部局势也比较不利，因此需要缓和一下外部局势，从而顺利通过大选，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有可能达成妥协的阶段。

滕泰认为，我们曾经对中美贸易谈判乐观过，现在不能再那么乐观。我们对中美两国国力的竞争、意识形态的差异、科技竞争，甚至还有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不平衡性原因，也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行为上看，特朗普貌似一个不理性的人，但实质上也许是最理性的：他深刻地意识到最近十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80%的增长被20%新经济产业的人口和地区分享，而大部分美国的传统产业、传统地区和相关人口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种情况下利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煽动民粹主义，把不满归因于对中国的贸易及其影响，这是其政治上最大的成功。他未来还会继续利用这种方法来争取选票。总体来说，对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成果不易盲目乐观。

胡伟俊指出，这可以从两个层面看：第一，经济在过去十年有三个下行的周期，目前我们在第三轮下行周期里面，如果大家继续打下去，第三轮下行周期就会愈演愈烈。经济下行不仅有第一阶段，还会有第二阶段。虽然现在贸易战可能不再增加新的关税了，但导致原来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终止。第二，更加长远的层面是中美关系，之前贸易谈判被绑架了太多东西。目前双方开始采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谈判，它的做法就是分别把不同的东西讲清楚，现在就是先把贸易这个问题谈清楚。继续往前看，中美关系当然是未来十年非常大的话题，这很难讲清楚。因为这是自我实现的。如果大家信这个方向，大家都往这个方向推，它就会朝这个方向走；如果大家信那个方向，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程实则阐述了他的结构性乐观的观点。他举例说，IMF在10月15日公布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展望测算结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那就是明年美国受到的影响会比今年受到的影响大，而中国相应受到的影响比今年小。这说明，随着整个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变化，贸易战产生的压力更多从中国转向美国，再加上美国大选的特殊年份，这可能会对整个中美贸易摩擦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但程实对另外一些方面不太乐观。他认为中美之间在贸易之外，特别在金融、科技、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多维的竞争态势比较严峻。如果用金融条件的趋紧和恶化来定义一种广义的金融对抗，则目前已是金融战进行时。我们在香港市场已经感受到了贸易和金融条件的恶化：第一，整个国际市场对中国资产的用脚投票；第二，整个国际范围内针对中国的合规环境进一步的严峻化；第三，美国对中国金融机构长臂监管的加强；第四，对中国汇率操控的指控；第五，国际投资氛围的变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察觉到这些金融条件的变化，使得中美之间对抗的中心从贸易领域向更多的纬度扩散。

2、美国接下来可能怎么打贸易战

孙明春总结道：大家的观点，分为乐观的和不那么乐观的两种。确实，特朗普出尔反尔很多回，我们也不能对他抱太大的希望。目前不只打贸易战，还有科技战，以及在金融方面，把我们标榜为汇率操纵国之类的。现在很可能只是特朗普因为国内局势自顾不暇，才采用了这样一个短期的战术上的变化。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办？如果继续和中国打，美国经济会很难受；要是不打，到现在他基本没得到什么便宜，而且成本很大。如果他放弃了，没有签实质性的协议，在国内政治上也很难交差。

丁爽认为，打贸易战可能不是纯粹和特朗普个人有关系，而应该说中美双方进入一个长期的竞争对手关系。中美双方在多个轨道会有冲突和摩擦，贸易可能是当中的一环，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一环。贸易战对我们很不利，打到后来对美国也不利，所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可能找到解决方法。但除了贸易，还会有其他轨道的问题，包括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各个方面。中国的处理方式是一个轨道跟另一个轨道分开处理，不要为了一个轨道的摩擦或者冲突而影响在另外一个轨道上可能的合作。总体来说，中国的策略比较明确，而且前后比较一致，能够减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果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就应该在尽量推迟脱钩的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丁爽指出，具体的应对策略有三点：第一，继续谈判，尽量地推迟脱钩。第二，贸易多元化，我们现在对美贸易的比重已经在下降，对欧洲、东盟这些国家贸易的比重正在上升。第三，制造业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强身健体，科技是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跟美国打一年多的，但要防止美国和其他国家联手跟中国打贸易战或者其他战的状况，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改革。

贸易战一年多来，给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的决策者、美国的智囊会怎么想？他们对美国政府会有什么建议？沈建光认为，从美国学者的角度看，他们应该看到了：第一，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实力，也就是中国可以和美国打一年多，现在没有完全屈服，可能想达成协议，但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寻求妥协。中国去年在对美国市场出口下降了20%多的情况下，整体经济还是不错的，中国内需的庞大对美国来说代表了一种实力，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第二，从贸易战打起来就可以看到中美体制非常不同，这是非常负面的一点，中美脱钩之路已经开启了。贸易本身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一旦压舱石没有了，贸易之上还有金融关系、科技关系，现在又有社会文化关系（包括最近NBA的事件）、社会人文交往、留学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更不同了，再上升到超级大国和赶超大国之争。贸易战一打，就把这一系列对于不同层次的竞争上升到对抗。尽管前不久彭斯说不希望中美脱钩，但他实际上意有所指，认为中美脱钩已经开始了。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最后真正和美国竞争的只有中国有这个实力，而且中国确实有赶超的雄心壮志。一揽子协议很难达成，所以才会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如果第一阶段会达成，第二阶段可能又会重新说很多事情没有做到，或者要重新谈，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局面。包括美国和中国关系特别好的资深政治家都在说，贸易战一开始，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关系。

滕泰认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有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现实主义，很多时候他们不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企业的应对和政治家的行为影响有时候是不同步的。比如短期看，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在减缓了，边际影响在递减。很多老牌的美国企业早就找到办法，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和中国企业合作。中国企业也有中国企业的应对，比如通过汇率、价格、合约、出口区域结构的调整等。因此，对贸易的冲击正在逐步减少。但可能从科技方面，美国很可能会加快遏制的步伐。而科技方面的竞争也会影响着两国企业的变化，比如中国企业可能没有安全感，在芯片等很多方面都想构建自己独立的供应链，有可能在很多行业和应用场景都可能形成两套体系。因此，企业的应对可能使后续的摩擦对贸易的冲击越来越小，而对供应链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大。

3、怎么看待中美关系长远的发展

孙明春总结道：确实，有些美国政客想遏制中国发展，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大的市场，中国经济的体量过几年还会翻一倍。如果美国不和中国合作，放弃的经济与商业利益太大了。美国的政客很难在中短期对中国下手，而且即便下手，美国企业家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绕过去。所以，中美之间大概率应该是打打合合。在这个背景下，怎么看待中美关系长远的发展？

胡伟俊认为，美国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国家。历史上，美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输出价值观的倾向，要把他们的自由、民主、宗教、价值观输出。另一方面，美国历史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高度孤立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它是这两个东西的混合体。在现在的状况下，美国的战略分析师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力量平衡。美国过去十几年收入差距分配非常大，民粹主义上升很快，中国是很容易找的替罪羊。站在我们的角度，一方面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增长的空间，只要有好的政策、更多的改革，这些空间可以释放出来。其次，软实力、意识形态很重要，我们要尝试如何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该怎样在国际关系的领域有更多话语权，该怎么跟对方沟通，告诉对方我们愿意更好地把这个饼做大，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这样就可以和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更好地合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孙明春指出，目前不只是美国政界对中美贸易战有共识，最近学术界也有一些变化。保罗•克鲁格曼最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关于全球化错在哪里》，他承认他过去低估了自由贸易对美国蓝领群体或某些特定行业和社区的伤害。虽然他仍然声称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对他的这篇文章，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这些问题不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内政策没有协调好。不过，国内政策协调的问题，像美国这样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很多事情往往是悬而未决，很难操作和落实，想做一件事情很难。相比之下，寻找一个替罪羊会更容易。孙明春认为，值得警惕的是，保罗•克鲁格曼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容易在学术界、精英界引发更多的保护主义倾向，从理论上强调全球化的局限性。中美贸易战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本来纯粹是政界的意愿，然后扩大到商界，而现在学术界似乎也有风向逆转的倾向和迹象，这有点令人担忧。我们现在与一年前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美国那边的认识也是很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

丁爽认为，最坏的打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谈的还是要谈。从国际关系的战略角度来看，中国虽然不结盟，但至少要少树敌人。我们讨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样重要的议题，不仅仅要推动中国国内治理体系的改革，实现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对外关系。倘若这个国家最终要成为大家仰慕的国家，除了经济实力之外，还要在道义方面使得国家治理的理念能被很多其他国家所接受，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这方面也能够得到增强。第二，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家战略的方面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衡量，比如在科技投入可以运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

程实指出，最坏的打算是：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持久战的开始。克鲁格曼认为最近的阶段有损于美国的利益，这句话非常有意义。现在大家关注贸易战，很多时候关注的是贸易平衡，但贸易平衡只是表，价值链是里，利益才是最现实的普适价值。对于全球来讲，贸易平衡虽然在发生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多年来，整个全球的价值链在重塑，这意味着你在全球化分配的利益蛋糕里面取得的东西在发生系统性的改变。WTO和世界银行出台的2019年全球价值链的报告指出，在贸易战2018年爆发之前，全球的价值链发生了三大变化：第一，全球贸易局势正在从集散式向区域化转变。在分散式的贸易价值链分布里面，美国毫无疑问是唯一的主导者，但是现在出现了三大中心，欧洲、美国、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权力就分散了，所以美国不光跟中国打贸易战，跟欧洲也在打。第二，全球生产中心正在由西向东转移，整个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当中价值链在上移，这对美国形成了强烈的挑战。第三，全球销售中心也在由西向东转移，中国的消费升级或者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对于全球贸易的主导力来讲，中国的实力也在增强，中国在从一个以前单一供应链的中心，变成现在供需的双中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代表了权力或者利益分配模式的变化。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重塑需要新一轮的洗牌，特朗普只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对于中国来讲，中美关系已经不同了。一句话总结中美关系：“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中美之间正在从过去经济结构上的相濡以沫变成现在价值链上的相敬如宾。未来中国在整个价值链上和美国的竞争，或者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或整个国际多维权力的重塑方面，中国和美国的竞争还会进一步地持续。中国如果要应对，有八个字就够了：积极防御，守正出奇。“积极防御”是指我们不能光被人家打，更应该反击。作为一个全球消费升级的中心，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对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影响。“守正出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在某一些领域可以做一些更积极的尝试。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加快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把自己的内功练好，把高质量发展引导好，把“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建设好，把未来全球化引入一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共同发展的格局。

孙明春最后总结道，过去这段时间，价值链的变化的确非常明显、非常真实。确实有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机遇。不过人类社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以这么快的速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利益和实力的再分配，中间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风险。全世界过去二十年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接下来二十年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而恰恰在这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的有可能向美国挑战的国家，风险、机遇、挑战的确都是存在的。

——头脑风暴第二场——

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

第二场头脑风暴圆桌论坛的话题是“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在场嘉宾包括：华尔街见闻首席经济学家、CF40特邀研究员邓海清，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路颖，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齐红，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誉董事长俞乃奋。邵宇担任本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

1、最看好哪一个城市群的发展？

邵宇首先提出第一个问题：在外需总体不太乐观的背景下，内需主要是城市群发展跟区域一体化，包括三个大湾区：京津冀的环渤海湾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广深地区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现在我们所在的长三角大湾区，包括向北的通州湾、向南的杭州湾，以及向西的太湖流域。这些区域可能是未来投资、贸易，或者类似这样的经济发展要素聚集的关键所在地。那么从整体层面上看三个城市群，大家觉得各个城市群的竞争优势分别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十年最看好哪一个城市群的发展？

邓海清认为，中国三个大湾区各自的定位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长三角湾区目前为止在政治定位上是最没有结论的。其他两个湾区的政治定位都很清晰，粤港澳大湾区基本上是中国“一国两制”的试验田，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最后到底怎么融合，除了经济上的命题和产业上的命题之外，政治命题也是很重要的。渤海湾区的命题比较清晰，它是最高领导人的千年大计，雄安的定位有多高，渤海湾就可以做得多好，这个政治使命也是确定的。三大湾区中，长三角大湾区经济体量最大，人口最多。长三角湾区可能是在解决“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经济与政治命题，长三角湾区是最有条件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中等收入陷阱”彻底消除的领域。对他而言，最看好长三角湾区。

林采宜则最看好粤港澳大湾区。首先，她认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资源是人口。三个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最年轻，而且从目前的户籍政策和吸引人口流入的魅力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流入数量或占比是最高的。其次，长三角湾区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从人均GDP来看，大湾区15万，长三角只有11万，这就意味着当地的效率非常高，年轻人口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长三角是培养人才的，大湾区是吸引人才的。培养人才是长期工程，吸引人才的效率更高。另外，从资本角度来看，以大湾区的深圳为例，70%是民营资本，而作为长三角老大的上海，国企占了70%。改革开放40年来，相较于国营企业，民营资本更有活力。因此，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粤港澳大湾区将发展得最快。

路颖也认为，年轻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它的人口结构跟它的人才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她认为，三个湾区承担的都是国家战略的定位，每个地方都有其不同的优势，目前来看，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谁能做得更好，将取决于现在谁可以把政策用好。每个湾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认识到这些不足，并迅速弥补。另外，除了人才战略以外，制度创新也非常重要，不仅包括企业机制的创新，还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如以上海为代表的科创板，以深圳为代表的创业板等。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非常依赖于金融服务业的创新，上海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得比较快，如果上海或长三角能够把这点也发展好，未来的空间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从短期的角度，她看好粤港澳大湾区，从中长期的角度，则看好长三角湾区。

齐红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更注重开放，上海与长三角更趋于稳健发展，京津冀主要是以政治立场为主。从四大行对金融业的贡献度来讲，长三角的贡献度是最大的。她更看好长三角，因为长三角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如果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金融既能够创新，又能够稳健发展，那无论对国内辐射，还是跟国际接轨，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或牵头作用。并且长三角成立了跨区域合作示范区，解决了整个城市群在发展一体化中的壁垒问题。

俞乃奋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一带一路”的南线，是国际战略配置中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中心。该地区的人口更年轻，价格更便宜。从配置全球资源来看，她更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可以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整个南亚、东南亚。

绿庭投资荣誉董事长俞乃奋女士

2、对标城市群，最好的发展样本是谁？

接下来，邵宇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从城市群角度来看，什么叫理想城市群？怎么对标城市群？最好的发展样本是谁？

俞乃奋认为，没有可对标的城市群，中国的城市群也许会比纽约、伦敦等做得更好。首先，从基础设施来讲，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体系。其次，下一阶段的城市之争，其实是智慧城市之争，需要基于互联网等现代科技，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了。应该大胆创新，这样也许会创造出规模效应。如果能够探索出更好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的人均生产效率将有比较大的提高。因此，她认为，中国的城市群是全新的，没有可对标的城市群。

齐红也认为没有可对标的城市群，所有湾区的建设目的都离不开开放和创新。城市群体的建设应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跟国际接轨，二是怎么辐射。在城市群体中，通常有一两个主干城市，通过主干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使其真正一体化，这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这需要的是开放和创新，因此没有可对标的城市群。

路颖同样认为没有可对标的城市群，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后发优势，除了在信息技术、科技创新、高铁高速公路网、需求人群等方面有优势之外，还能够发挥制度优势。创新之后，还有平衡。地区之间除了产业上的平衡、经济结构的平衡，还有人的收入平衡，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做。

邵宇认为，从长三角湾区来看，上海及周边区域可能对标东京更加合适一点。东京整个都市圈的人口密度高于上海，但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高于东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换句话说这个城市不够舒展。在东京从新宿乘坐JR 30分钟很快可以到达市中心。而上海的铁路、高铁、城铁、地铁分开设计，各是各的站，从虹桥到陆家嘴，坐车要4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在日本有很多线，一个站可以实现12条线换乘，所以有很多选择。因此，我们在基础设施能级的提升方面，还是可以向日本学习很多先进经验。

林采宜指出，不同湾区的城市群，应该尊重自己的特点，因为它们的优势资源不一样。其次，还要考虑时代特点。纽约、旧金山、日本，它们的湾区或城市群形成的年代不一样，所以它们所依赖的资源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几个湾区生逢互联网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智能时代，需要跟时代产业的发展相融合。如果将这两个意识贯穿在湾区建设当中，我们的湾区将会得到较快发展。

邓海清认为，纽约这种湾区的形成，可能是市场化的力量为主要驱动导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化因素比较多，如果从最后成型角度以及内在制度环境的形成来讲，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容度理应最高。环渤海的港区，政治资源和影响力较大，世界上只有中国唯一一家，整个渤海湾，北京秒杀所有的周边城市。长三角地区，上海国有企业占70%，而浙江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是一种混合型范本。长三角长成什么样子出来，反而是最大变数。每个湾区可能有相同的血型，但最后长成的外表不一样，制度文化可能出现巨大差异。

3、城市群一体化的瓶颈在哪里？

邵宇提出，其实在长三角一体化，乃至每个城市群的一体化里面，都有很重要的瓶颈绕不过去，存在一些约束条件。未来城市群一体化和深度城市化是深度动力，但是最大的约束，或者瓶颈在哪里呢？

路颖认为，考虑到我们的国情，这些一体化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化实现的，这是瓶颈之一。另一方面，长三角各个区域的不平衡很难打破。在硬件方面比较容易，比如交通设施，高架轻轨通了以后，但考虑到政治治理以及制度融合，其推进还是相当困难的，瓶颈还是集中在行政区域划分。如果在这方面可以达成共识，那么以后在科技创新、人才流动等方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创新。

齐红认为，城市壁垒很难打破，这跟国家的长期体制机制有关。所有管理都是条块结合，“条”上主要管政策、制度建设，“块”上以利润为主。像从事银行、证券行业，都是以单个利润，包括地方财政，都是以一个区、一个城市，以地方利润为最后聚焦点。因此，如果不能打破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壁垒，要想实现整个群体的一体化还是比较困难的。正如建行田国立董事长一直强调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一家企业有一家企业的初心坚守，尤其是备受瞩目的国有大型银行，我们的初心从未改变。银行属于服务业，是实实在在为大众服务的机构。只有回应人民的期盼和诉求，把新金融的科技属性、普惠属性、共享属性和传统的金融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新金融的土壤里精耕细作，才有我们事业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我们一直推动发展的金融科技，真是为了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先后帮助云南政府做一网通办，上海一网通办正在建设中。但由于每一个城市的办事制度、流程，以及法律体系建设不同，现在还没有打通线上公务员。虽然“条”上大的建设一样，比如拿了抵押物是浙江的，或者抵押物是上海的，这两个地方在法律处理上面是不一致的。如果在这些体制机制方面不能够打破壁垒，整个群体的一体化建设就比较困难。

俞乃奋认为需要解决户口问题，让13亿人中的10亿人能够在大城市落户。这才是内需增长的希望所在，而且这个基数很大。如果中国未来十年能够把户口问题解决掉，让农民的收益有所提高，并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能够分享城市的便利和质量，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林采宜也认为，无论在哪个湾区，最大的瓶颈都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尤其是年轻人口的流入。如果户籍制度不能变通，那么教育跟户籍便无法接轨。一个城市要想吸引年轻人口，解决教育就够了。过去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到上海打工，没有户口，他最担心他的孩子能不能在上海享受公立教育。教育是年轻人和儿童的需要，医疗是老年人的需要。政策资源不够支撑10亿公民流动，就应该优先让儿童和年轻人先行。这三个湾区，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应该学习美国，儿童优先，打通公立教育，先把公立教育跟户口户籍绑定放开。第二，税收政策。三十多年前，深圳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主要就因为它是税收的洼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税收洼地，就可以成为资本高地和人才高地。浦东的自贸区设立有几年了，业务没有显著增长，就是因为它没有成为税收的洼地，没有政策的配合。最核心的政策，一个是企业税收政策，它吸引的是资本。还有个人所得税政策，它吸引的是一流人才。香港与台湾之所以可以吸引世界一流金融人才，主要是因为它的税收优势。第三，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尤其大湾区，市场经济活力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城市城市，城兴于市，有市才是有活力的城，在市场基础上面，在经济活力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既然城市如此，城市群更是如此。我们要让市场之手配置资源，少打造，多自然生长，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

邓海清认为，三个湾区都有难念的经，最难念的是长三角经。渤海湾的任务明确，最大约束条件是中央权威。粤港澳大湾区挑战很大，但是目标也很明确，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里是成为明珠，还是成为毒瘤，这两个不同的结果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前途和命运。但是长三角大湾区的约束条件十分复杂，长三角大湾区的模式是到底以上海为中心的模式，还是组合化的模式？如果说上海全力支持长三角一体化，意味着上海以前对自己服务长江、辐射全国的定位要下降到区域中心。第二，从产业链角度来讲，世界上所有的湾区都是在贸易链、金融链和科技链的环境下形成的。从现在往后看十年，上海在金融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如果以区块链为核心的新金融出来以后，杭州等其他地方是否会成为新金融的中心，这是上海所要面对的问题。第三，全球化红利结束之后，再度制造业化是一个重大挑战，把宝钢、上汽拿掉以后，上海制造业占比非常有限。下一轮真正的人工智能制造，可能又不是上海的强项，而苏州在这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因此，上海的城市抉择会变得异常艰难。长三角的政府都很精明，每个政府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干不干？干下来以后，是不是最大赢家？这是长三角一体化最大的挑战。

邵宇则认为，制造业产业链，大家都想争夺，这毫无疑问，因为都不想城市空心化。不过上海现在有华为的5G IOT研发团队，从东莞迁到青浦，未来差不多会有三万名工程师，包括芯片集群在张江，临港有特斯拉50万的产能，包括未来大数据，都可以成为全球高端制造的高地。当然大家想在未来价值链做分工，希望把研发或者集成放在上海，把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到长三角其他区域，或者其他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园里面。当然这个只是上海想法，可不可以在整个一体化实现，有待大家的协调。这个协调一方面是市场力量，一方面亦需行政做出一些调整。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在户籍上。大家在这里工作，没有定居下来，人跟城市分离，就会有很大的后遗症，这是一定要打通的。现在在做一个尝试，即在长三角两省一市里面，上海拿出青浦，江苏拿出吴江，浙江拿出嘉兴，在2300平方公里范围内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整个规划中，希望可以把财税、土地、户籍方面打通，这是目前能看到的相对比较清楚的解决方案。

4、城市群一体化中住房问题如何解决？

邵宇提到，谈到城市群一体化，包括属地城市化，定居下来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就是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为新增落户的人群提供一个体面的住房环境？香港模式可能碰到问题，是否要回到新加坡模式？

俞乃奋认为，目前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住房用地、商业用地调整缺乏弹性，房产税收过多集中在交易环节是造成住房价格偏高的主要原因。美国情况正好倒过来，建设成本非常高。建设成本未来可以用科技解决，用工厂化住宅解决。她建议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型物业，以满足居住需求。

齐红指出，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理念问题。我们国家长期的理念是封建理念，一亩三分地，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房子，才叫体面生活。所以每一个家庭，都买了很多房子，为了子子孙孙都有一亩三分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会出现两种情况，即买不起房子和因房子太多而一直空置。第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建行提出要解决租赁住房。建行是第一家金融系统成立住房租赁公司，跟各个省政府签订租赁平台，从平台解决问题。长租既长住，长住就是安家。现在租房市场的问题是不稳定性。假如解决了租房稳定性，那租的房子就是自己的房子，没有必要因为买房子而把自己所有消费打入谷底。如果从教育开始能够转变一些理念，从理念上能够转变，租房也可以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无所谓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变成自己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会有阵痛。

路颖赞同需要理念的转变，但还需要由市场来引导。我们处在中国发展的最快时间，恰好处在一个大的房地产周期，我们似乎觉得这辈子没有投资过房地产的话，几乎就失败了。理念转变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如果一个城市都是老年人，那不可能把理念转变过来。所以年轻人慢慢觉得，如果住得好，也挺好，除了投资以外，不用去买房子。因为总书记讲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未来十年，我们恰逢好的年代，碰上股市大牛市，就不用操心房地产赚钱的问题。

林采宜不太赞同这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由对需求的心理预期决定的。过去20年，日本的房子一直在跌，日本人普遍认为，买什么都行，千万别买房子。而中国过去20年房地产周期走在上升通道，今年不买，明年贵，明年不买，后年贵，普遍认为现在不买的话，将来一辈子都不会有房子。这就是预期的作用。因此真正支撑房价的，除了成本、土地，还有一个因素是对需求的心理预期。正如面包的价格，不是由面粉价格决定，而是由买面包的人决定。如果大家都不想买面包，五块钱成本的面包，两块钱也得卖，所以成本是一个因素。真正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需求，而需求里面，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预期，包括对房价的预期。为什么买房子？因为现在不买，将来就买不起。如果十年后房价只值现在一半，还买不买呢？这就是预期。第二，解决居住问题，并不一定要买房子。租房子住，跟买房子住，对生活品质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心理上的感受。如果教育不跟户籍接轨，租来的生活，也是生活，甚至可能带来的幸福感、便利感更高。如果不是被房地产价格预期所绑架，很多年轻人都能接受租来的生活，甚至是更美好、更有想象力的生活。因此要解决居住问题，并不一定要解决房价问题，解决租金问题就行了。

5、大湾区一体化的机会在哪里？

最后，各位嘉宾讨论了在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金融怎么做？在哪里找到最大机会？ 

齐红认为，大湾区的整个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但是金融支持怎么样解决这些差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条”跟“块”制度差异非常重要。在大湾区发展当中，就金融而言，像建行田董事长讲的那样，是第二发展曲线机会来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发展过程中，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政策透明度的可持续。这是在城市群体发展当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打破监管的不一致性。这非常重要。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监管形式相对而言就更开放、更国际化。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整个监管体制上面，要有创新的动作出来。第三，允许创新，要有容错机制。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线上线下业务，我们都可以大力发展，而且可以多元化。现在所有的金融都是多元化的发展，包括银行的集团，持有的牌照是多元的，即使不持多牌照，金融也足以支持湾区发展。

俞乃奋则认为要投资智慧城市。如果大家有另类资产配置，那就要配置区块链、智慧城市。路颖指出，自上而下看，要大力发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此外，应大力推进专业的、以注册制为代表的股权市场。邵宇也表示，城市发展也同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邓海清还特别提到近期政治局会议已经指明了以新的区块链为基础的新金融，这个是未来真正的探索里面重要的部分之一。

——头脑风暴第三场——

科创板与创新发展

第三场头脑风暴圆桌论坛的话题是“科创板与创新发展”。在场嘉宾包括：浦东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傅红岩，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席总裁、中金智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国药中金（上海）医疗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单俊葆，美丽境界资本创始合伙人、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汪新芽，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远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扬，源星资本董事长卓福民。赵扬担任本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

1、中国宏观经济转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扬首先开场提到，通过前面两场头脑风暴的分析，包括上午的主旨演讲，我们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很大的转型，转型的根本趋势是从过去以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大的结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傅红岩指出，现在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整体进入了高成本运营时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我们的生活中，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在方方面面都能够感受到。政府的管理成本高、社会的运营成本高、老百姓的各类生活支出成本高，这里面固然有经济结构长期没有顺应时代发展做出调整的原因，也有我们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比如税收制度。我们的税收制度自1994年税改以后，一直没有真正进行过大的变革，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科技创新，无法鼓励拉动内需和促使新旧动能的转换。各行各业划定势力范围，要素分配不够均衡，各行业主体基于自身追逐利益的要求去提高本部门、本行业的超额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生活成本、运营成本不能真正降下来，居民不敢消费、民营企业不敢投资，那我们就只能从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或者用低效率的国有资本进行投资。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路径是要把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当前，人的发展成本太高。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运营的高成本问题进行系统治理，把它降下来，让人们的预期实现扭转，让人们以蓬勃向上、从容的心态从事自己的事业。

单俊葆认为，现在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以往的发展靠基建拉动，现在在做的科技创新就是很好的趋势。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改良式创新和集成创新有了长足的进步，未来很大的挑战就在于怎么做好从0到1原创型的创新。中国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有希望领跑，所以做好原创型的创新是未来很大的挑战。另外，如果科技创新要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那么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传统靠基建、房地产拉动不太一样，创新型企业是轻资产运作，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靠传统间接融资是比较难的，需要直接融资配套。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发展60%多来自于直接融资，特别是90年代以后，美国上市公司60%到70%的贡献也是来自于新兴产业。我们如果走这样一条路，那我们的股权融资市场需要配套，特别是天使投资、VC投资的发展和培养。中国现在一级市场的投资人里面，最缺的就是有长期投资理念的LP。当然还有一点是发展好自己母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的推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

汪新芽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认为市场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市场环境还不存在。也许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仍然有太多的束缚、太多的负担，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出来。

赵晓光表示非常看好未来的机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个20年是贸易周期，机会主要来自于相对价差，那个时候赚钱的是贸易；第二个20年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城镇化周期，赚钱的是受益于房地产消费的、为房地产提供材料的，以及金融，过去金融的主要业务都在房地产。中国未来20年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即产业立国、科技立国的周期。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如果站在产业和机构的层面，问题不大，但站在政府的层面则容易走几个极端。第一，如何处理好房地产和产业的关系。我们第一个走入的阶段就是完全依赖于房地产，继续搞房地产。过去政府最大的诟病就是在旁边指手画脚，做各种规划，但现在政府确实在为产业服务，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房地产带来的收入，地方的政府债务压力将会很大，产业服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要平衡好房地产与产业的关系，不能走极端，比如全面打压房地产。第二，2009年中国搞了四万亿投资，投向了基建和房地产，十年之后有了新的四万亿，这个方向没有错，大量的资金、资源都在往优质的资产集中，但如果不把研究做好，不把方向判断对，就会有大量的钱被浪费，给了不该给的企业。

卓福民将问题概括为四个字：生（伸）首（手）钥（要）钱。第一，生就是生态，营商环境，如容错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安全、长期、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创新搞不起来，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首就是首创，要尊重首创，做到知识产权的绝对严密保护，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一些不足。第三，钥，即钥匙，现在我们很多卡脖子的东西没有耐心做下去，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第四，钱，钱是最重要的资源。1998年，全国创投私募基金只有几百亿，现在中国有十三万四千亿人民币，而美国是十三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市场化的基金。我们现在除了政府引导基金的钱以外，市场上民营的钱基本枯竭了。2017年募资情况最好，今年上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相比，募资下跌75%，投资下跌36%。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包括新旧动能转化在内的创新要达到决定性的拐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2、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

赵扬总结道，从我们国家创新的市场环境来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要远远大于技术原创类的创新，大多数创新公司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而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为主，更不要说原创性。第二，如果有一个新的概念、模式或技术出来了，企业往往一哄而上，短期会出现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快速进入到这个新领域，拿到大量的资金，但往往坚持不了两三年，水落石出之后，死伤无数，一地鸡毛。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中国创新转型的局面会有什么演进？上述两个特点是否会有所改观？或者这种局面本身是对经济有利的，因为它毕竟引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许是对社会和消费者有利的状况，也许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卓福民认为，旧常态一定会到来。中国目前的状况尚得不到扭转，什么都是一哄而起，真正脚踏实地花大力气做硬核科技的企业太少。企业需要有长期的坚持，而长期的坚持则需要一种功力和制度，需要长期的创新。现在的问题在于资源的配置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大力提倡的事，政治上一定不会错，但大家一哄而上则一定完蛋，一定是一地鸡毛，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赵晓光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状况是一个客观的必经过程，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在发展早期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技术含量不高的时候，都容易出现大量的模仿和跟进。这个模仿和跟进对用户、产业端不一定是坏事，比如LED行业，大量市场化的模仿和跟进导致成本不断地下降和技术不断地提高。在这个层面上，要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觉得有利可图，那就去做，去创新。比如现在的锂电池，它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去做，如果它被垄断了，那么成本将无法想象，新能源汽车就无法普及。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成本的下降、行业的普及，客观来说不是坏事。第二，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部模仿，而是东南亚在模仿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科研转化和科研孵化。我们的创新有时候不要太刻意注重高大上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替代进口是第一步。

汪新芽指出，在中国，做一个大的产能，有三个参与方。第一，政府是必需的，要有土地，要通过环评；第二是股权方；第三是信贷方。最近这两年，江浙一带的政府方面逐步变得理性，他们会考虑环保问题，以及是否会产能过剩。在股权方面，基金和上市公司都有短期的业绩回报的要求，他们会做出理性的抉择。银行的商业信贷也会相应地跟进。因此这种“一哄而上”会变得好一些。

单俊葆认为，一哄而上的现状可能和我们民族的特质和文化有关系。在美国，大家对原创的知识产权会有敬畏心，而我们喜欢跟风，一看别人赚钱，自己就想去做。在特定阶段，政府的推动，“管不住的手”有时助长了一哄而上的状况。辩证来看，适度的泡沫有时候比无人问津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创业的企业家不要再轻易进入红海，因为红海是由很多失败企业的鲜血染红的。另外，创业应尽量形成一定的“护城河”，有一定的门槛，这也是投资七大要素里面最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中国，太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了。对投资机构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追逐风口，要有定力，守住初心，做好自己有特色的投资。

傅红岩认为，第一，要管住政府。政府这只手一定不要过多地做规划、过多地出政策、过多地做引导。一个理性的政府，结合自身区域发展条件和自然禀赋进行合理规划比较好。但如果是人才、技术、资源禀赋很差的地方，倘规划搞科技，那就是在浪费资源、破坏创新生态，最终会破坏市场环境、抑制创新。第二，让主体更加理性。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创新主体，他们都应该理性，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投资人要避免急功近利，赚快钱；创业者也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第三，加快市场出清。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其他市场的低效率企业，都要痛下决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民间的行为，让效率低的东西淘汰出去。只有这样，创业空间才会更大，资源配置效率才会更高。

3、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

赵扬继续提出第三个问题：从钱的角度来看，目前股权投资中大部分的资金还是由政府配置，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科创板的推出会不会带来民间融资的新渠道？科创板引入以后，会不会给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会？从国企的创投基金角度来看，怎么助力上海本地的民营经济繁荣？

傅红岩指出，首先，不能把科创板看得过重，不能施加太大的压力。科创板的主要突破是注册制，这是资本市场投资方和募资方基于市场规则自主自愿达成契约的基本权利，是向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最起码的要求。科创板的推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也不能把未来的科技创新完全寄托在科创板上。科技创新是个系统工程，资本市场的贡献只是一个方面。第二，经济发展有赖于各个行业的贡献，其他行业也一样重要，文化、消费、服务业也同样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科创板的推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一定会为民营企业搞创新带来巨大的机会；另一方面，科创板的开设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硬科技的投资，改变他们的投资理念和行为，这是最大的效应。此外，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以后，加快了融资速度，好的企业不超过半年就能实现上市，这对于企业的快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卓福民认为，我们的资本企业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解决了体制的问题。一开始搞股份制，就只想到体制上如何突破。第二，帮国际解困。现在面临第三阶段，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最关键的是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本配套，那么这一件事便做不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是29年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历史的创新。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担心，上市的科创板的股票价格五成腰斩，但这是改革当中的镇痛，长痛不如短痛，这是必须经受的。要培养市场化的森林，而不要培养计划经济的盆景。

赵晓光指出，交易制度的设计很重要。科创板有一个设计特别好，即投行做的项目，证券公司要跟投。过去投行大多数和大股东站在一起，现在和投资者站在一起。从本质上讲，中国未来能否出现一批优秀的科创企业，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三年后、五年后没有，那一个制度再怎么设计都没有意义。美国的科技和科创基础主要来自三个体系。第一，军工体系，他们很多硬件的技术都源于军工体系。第二，科研体系，斯坦福大学有18个国家实验室。第三，大企业内部研发孵化。一般来说，科创、科研是有规模效应的。目前把第一批上市的科创板企业或者到现在为止上市的，定义为有一定基础含量的技术企业，而不是完全定位为科创企业。科创板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的科研体系觉醒，无论是军工领域、军民融合还是科研体系，未来中国科创、科研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单俊葆认为，这次科创板的推出，一方面帮助没有盈利的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注册制，还有很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英国崛起的背后有伦敦金融城，美国崛起的背后有华尔街的力量，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体量的崛起，背后一定有自己的资本市场的贡献。科创板吸引更多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进入市场，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双创的背景下，要把拟上市公司做成一种资源，发展自己的母国市场，留住更多的资源在自己的国家上市，让中国的投资人分享收益，同时能够对实体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